我当时对此一无所知，只知道我又要成为男人手中的玩偶了。
果然，我出院的当天他就安排了一个热闹的晚会，等着我的竟是一个足足有10个人的日本猎艳旅游团。
出院以后，虽然我外表看起来光艳照人，但我自己知道我有多么的虚弱，气喘、心悸；皮肤嫩得像能掐出水，可一个月不去注射，马上就迅速地粗糙起来。那几年我就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不停地运转，给老板带来滚滚的客源，滚滚的金钱。
1972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昌叔忽然来找我，告诉我说，他要离开水晶宫，已经向老板辞职了。
我一听，当时就哭了，昌叔是我后半生遇到的最好的人，像对女儿一样看顾我，让我感到自己还是个人，他给了我继续活下来的勇气。他要离开，我心里像刀割。
他默默地在看着我哭，也不说话，一直到我哭累了、哭够了，他才说：“安妮，你别太伤心，我还在曼谷，还会来看你，你自己要保重啊！”
我忽然想起什么，从箱子里翻出那件饱含我一生心酸的旧军装，小心翼翼地拆下胸章交给他。我哭着对他说：“昌叔，我没有什么东西送你，这是我最宝贵的东西了，送你留个纪念吧！”
这个胸章代表着我花一样的18岁，可以说是我全部的财富，也是我全部的希望，昌叔是我唯一能够托付的人了。
昌叔当时把胸章放在手心里，小心地摩挲着，体贴地问我：“你是不是希望永远再没有人看到它？”
我急忙摇头：“不，昌叔，你不要把它送人，但也不要把它埋没，认识的人见到它，我就死而无憾了。”
我的话没头没脑，但昌叔什么也没问，安慰了我几句就走了。
内容未完，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