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阵沉默，但这次不同。这次沉默中有某种东西在流动，不是理解，不是悔恨，而是一种艰难的承认。
“我们知道得很少，”母亲最终说，“你很少告诉我们学校的事。”
“因为我试过，但你们没有认真听。”我说，“当我提出转学的时候，你们只是应付。”
父亲叹了口气，那是一个疲惫的、中年人的叹息：“我们以为那只是孩子的一时抱怨。我们以为你在学校过得很好，而且没有老师反映过你的问题…”
“因为那些老师也是问题的一部分。”我说，声音开始颤抖，但我强迫自己保持平静。
那顿晚饭以尴尬的沉默结束，但对话没有结束。
接下来的两天里，我们断断续续地谈论了一些事情。
父母没有变成我童年时渴望的那种父母——那样的转变对任何人来说都不现实。
回学校的火车上，我看着窗外飞逝的风景，感到一种奇异的平静。
我没有得到童年的补偿，没有获得渴望已久的完美父母的拥抱，但我得到了更重要的东西：我为自己发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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