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某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的讲台上，我在给学生们讲课。
12年前的事仍旧历历在目。国庆Si後，村长大概率是抵不住内心的愧疚，找了上级领导，要求允许我参加高考。就这样，我踏着国庆的鲜血，走进了77年高考的大门。最後被上海某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录取，读完後留校任教至今。我想做老师的愿望很强烈，来自小时候记忆中的曹老师。当年在我被学校赶出门後，曹老师也被开除。但他特意来了趟我家，不但没半句责备，还留下了从初小到高中的所有课本。他对我说：“你是我从教以来碰到过最有读书天份的学生，就算你不能去学校，我相信你也可以自己教自己，学得b能去学校的还好。知识就是力量，总有一天会用到的。”
他是我能在77年考高分进高校的基石。是我这一生中少有的光明。以他为榜样，我兢兢业业地把我能做的尽量做到极致。
“老师，我听说学生们在绝食抗议，您说我们该做，能做什麽？”坐在左边角落里的一个男生问了个题外的问题。
“你们要用你们自己的心去看，去感知，想一想你们未来想要一个什麽样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就知道该做什麽了。”
我没有遵循校方统一的回应，也没有紧急劝阻学生，只是听从我的本心，让他们自己去深入了解，做他们自己认为该做的事。後来那个提问的学生成了我们学校支援北京六四学运“上海”的领袖，组织了许多校内校外的抗议游行。
校方领导在学运平息後的秋後算帐中，要开除一批学生领袖，其中包括那个在我课堂上发问的学生。我找了校领导，为这些个孩子求情。被告知这些“非法组织骨g”不但要被开除学籍，甚至还可能被收监或送往劳动教养。
我後悔了。我是不是无意中把孩子送上了一条可怕的不归路。这些同学今後的人生可能会经历和我小时候一样的磨难和悲哀。要是当时我劝阻了他，是不是他至少现在能好好的坐在课堂里听我讲课？
可是，我们大家的未来呢？就算我的菱角已被磨平，没敢站出来支持学运，但我对社会的感知告诉我，社会需要改变，政治和经济都得改变，人们最总的生存环境才会好转。我稍微寄了一点希望在下一辈，又错了吗？
那个在我课堂上提问的学生被开除几天後，系领导找我谈话并给了我一个警告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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