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在手术室指挥若定、在实验室彻夜不眠、在逐火之蛾会议中冷静提出致命风险预警的女人，此刻蜷缩在他脚边，脆弱得一触即碎。
多年后苏才明白，真正击垮他防线的不是她的眼泪或言语，而是那种彻底放弃抵抗的姿态。
她不再试图证明什么，不再争论，只是接受了自己“不被需要”的判决——而他正是宣读判决的人。
“好。”她忽然说，声音平静得可怕，“那你走吧。”
她没有看他，只是盯着地板上某一点。阳光透过窗户，在她白色长发上镀了层金边，却照不进她空洞的瞳孔。
苏应该离开。那是最专业、最得体、最保护彼此的选择。
但他没有。
多年后回忆至此，苏仍无法用逻辑解释那个“没有”。
也许是因为她看起来像即将消散的晨雾，也许是因为她手指无意识抠抓地板的动作让他想起某些临终病人的无意识挣扎，也许只是因为——在那充满消毒水气味的职业生涯里，他第一次面对一种他无法用医学知识或伦理框架解决的“濒危状态”。
他蹲下身，平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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